红军的万里长征，那是一场震撼人心的革命历程，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，更像是一场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敌人斗的壮志豪情大戏。

但其实，你可能不敢相信，很多中国人对长征的三个事实并不了解。

长征，这个词儿大伙儿都耳熟能详，一提起来，再加上那“二万五千里”的路程，就让人觉得路特别远，特别难走。

路确实很长，一路上的辛苦也不提了，不过呢，一开始这个名字可不是“长征”，而是叫做“西征”。

那时候，博古和李德指挥失误，结果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吃了大败仗。这一败，红军伤亡惨重不说，敌人还用了“碉堡战术”，一步步把包围圈给缩小了，中央红军的处境那叫一个危险。

没办法，头头们商量了一番后，打算换个方向走，实施战略调整。

一开始，就派了两组人马过去。

第一队就是红七军团，大家也叫它“先遣北上抗日队”。他们的任务是往北走，然后再往东，主要是想多引些敌人的火力过来，好给中央红军多留点活路和转移的地方。

红七军团里有个后来被誉为“战斗英雄”的大人物，他就是粟裕。

第二路出发的队伍，那就是红六军团，他们的头儿是萧克。他们的打算是往西边去，想法子跟贺龙带着的红二军团碰头，好给中央红军再搞块大地方，让中央红军往西边走的时候有个落脚的地儿。

换句话说，红二军团的任务就是先上去打个头阵。

因此，那时候我们把这次战略行动称为“向西进发”。

“长征”这个概念，最早是由朱德提出来的。

1935年5月头几天，红军走到了大凉山冕宁那边彝族人的地方，然后贴了个告示。告示上写着：红军走了老远老远的路，现在打仗跟砍竹子一样顺。

不过，朱总司令说的“长征”这个词儿，当时并没咋传开。

1935年6月12号，红一方面军跟红四方面军汇合了。为了庆祝这个大好事，红军的宣传队写了首歌，歌名叫做《两大红军大集合》。歌里头提到了“走了万多里的长征路”。这首歌后来被登在了《红星报》上，这样一来，“长征”这个词儿就让更多人晓得了。

不过，“长征”这个词之所以能火起来，关键还得靠毛主席。1935年11月，在陕北的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，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。在那次讲话里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：红军走的最远的路有两万五千里，这绝对算得上是长征，是真正意义上、前所未有的大长征。

打那以后，“二万五千里的大行军”成了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事儿。而说到早些时候的“往西走”这个说法，后面的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了。

红军走完长征路，最后到达的地方是陕西北部。

不过，一开始咱们瞄准的地方可不是陕北，那目标啊，老是变来变去的，特别频繁。

变化的根源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为了生存。

长征一开始，说毛主席他们心里没点儿犯嘀咕，那可不真实。他们心里也犯难，但毛主席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他判断事情特别准，行动起来也十分变通。

一开始，中央红军打算往湘西那边走。

那时候，咱们的主要打算就是跟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碰头。

这个目标挺靠谱的，是经过大家商量后定下来的，所有人都点头同意了。

然而，之后情况就有了转变。

黎平会议做了个重要决定，那就是要去黔北那块地方，建起一个叫做“川黔革命根据地”的新家。

红军冲破三重封锁，特别是在湘江大战之后，到了1934年12月11号，在通道开的会上，毛主席说了个新打算：咱们不去湘西了，得改道去黔北，在那儿建个革命的大本营。

李德当时对毛主席的提议是死活不同意，但张闻天、周恩来他们几个站了出来，力挺这个主意。大家商量了下，觉得还是先踏进贵州的地界，然后再找机会往北走为好。

12月17号那天，黎平会议开了，挺出名的。会上明确说了新方向：要搞个川黔边区，大军还得挪窝到遵义西北那边去。

这个是咱们要说的第二个关键目的。

遵义会议决定，要跑到四川的西边或者西北边，去搞个革命的大本营。

1935年1月份，具体是在1月15号到17号这几天，有个特别出名的会议开了，那就是“遵义会议”。

大家都知道，在这次会议上，李德和博古被悄悄撤了下来，而毛主席的地位一下子就升了上去。可能有些人不清楚，这次会议还定了个新方向，那就是要去川西或者川西北，建个革命的新地盘。

为啥要去川西呢？首先，川北有红四方面军在那，他们能跟红一方面军互相照应。再者，四川盆地那地儿，东西多，富裕得很。还有啊，去了川西，就能甩掉薛岳那些敌人的追赶，不用被敌人从四面八方围得死死的了。

所以，后来的行动像“四次横渡赤水河”、“巧妙通过金沙江”、“快速占领泸定桥”等，都是为了达成那个目标。

其实，最开始想到要去川西的不是毛主席，而是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将领。

四、两河口的重要决策：咱们得定个新方向，直接往北走，去建立川陕甘那块的革命根据地。

1935年6月中旬过后没多久，红一军团和红四军团会合已经有段时间了，大概半个月吧，那时候他们开了个“两河口会议”。会议主要是商量接下来的大战略方向。

这次会议最终拍板了新策略：继续一路往北，去建立川陕甘那片的革命老区。

为啥这样呢？有两个主要缘由：首先，川西还有川西北那块地方，不太适合搞根据地。那边少数民族多，东西也少，想打下成都这些大城市，难度可不小。再者，日本人现在越来越嚣张了。红军要是往北走，在那建立根据地，就能挡住往华北慢慢推进的日本鬼子。

计划最后获得了批准，但随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。红四方面军的头号人物站出来，提出了另一个方案，他打算在川南和川西地区继续行动。然而，这个建议最终被大家拒绝了。

不过，挺让人闹心的是，张某人后来还是选错了路，走了不少冤枉道儿。

五、榜罗镇的重要决定：选定陕北作为安身之地。

红军内部意见不合，结果红一方面军的七千多名主要力量，跟着毛泽东他们继续往北走。而红军的大部分其他人呢，选择了往南去。

这真是让人感到挺遗憾的。

1935年9月份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在甘肃的哈达铺进行了重新编排，同时也萌生了到陕北安顿的想法。为啥呢？因为徐海东带着的第25军，还有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，在那一片地方威望特别高。

9月28号那天，在榜罗镇开的会上，大家伙儿正式拍板了，决定往陕北去扎根。就这么着，后来才有了咱那红都延安。

说白了，在长征那会儿，领导们心里也没个准儿，一个接一个的目标变来变去，但归根结底就为一个目的：得活下去啊！

实际情况证明，持续做出改变是很有必要的，这一路上不仅宣扬了革命的理念，还成功保留了战斗力。

因此，往后要是有人告诉你，红军长征一开始就是奔着陕北去的，你得跟他说清楚：不对头，目标改过好几回，到最后，才定下来是陕北。

说到遵义会议，有件挺让人出乎意料的事儿：张闻天和王稼祥，他俩居然没站队他们在苏联留学时的老同学博古，反而直接对博古开炮，转而挺起了毛泽东。

为啥会这样呢？

实际上，这里头是有说法的。

博古那时候是王明的代表，年纪轻轻的，而且在能力上还有些不足。

当一个人本事不够却身处要职，他往往会靠别人帮忙，而且经常是固执己见。就像博古，在打仗这方面，他特别依赖外国的顾问李德，而在管理队伍时，他也显得有点独断专行。

他这种一意孤行的性格，不仅在对毛主席等人的态度上显露无遗，在对张闻天、王稼祥时也同样明显。

王稼祥发现了博古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短板。

不过，这些事情，还没能让张和王两位在遵义会议上直接对老同学博古发起猛烈批评。

长征刚开始那会儿，毛主席和王稼祥身体都不太好。毛主席的痢疾还没好利索，王稼祥的老伤也还在疼，张闻天呢，也是体弱多病。

就这样，他们三个组成了“抬担架小组”。

可谁又能预料到，这个搭档最后竟然左右了党和军队的未来走向呢？

这个三人抬担架的小组，平时吃饭、睡觉都凑一块儿，他们有很多时间聊天交流。

跟毛泽东深入聊了几个月后，王稼祥和张闻天对他那是打心底里佩服，特别赞同毛主席的一些想法和看法。

后来，他们俩都觉得，真正让革命走上成功之路的，靠的是毛泽东这个人。

结果，张王二人会议前就做好了打算，到了遵义会议上，他们直接对博古和李德提出了严厉批评。特别是王稼祥，说话那叫一个直接，明确要求博古让位，让毛泽东来带领大家往前走。

这么说吧，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全力支持毛主席，这可不是脑袋一热就做的决定。他们跟毛主席相处了足足一百多天，这才真正打心底里认可了他。

上面提到的这三个重点，经常被大家忽视。很多人误以为一开始就叫“长征”，而且最初的目标就是直接去“陕北”。至于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如何支持毛主席的，很多人也不清楚具体情况。

经过这篇文章的讲述，大家应该能明白个大概了。

了解并传承红军长征的精神，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，你会得到很多好处。